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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杀慕尼黑/翻译】《一跃而起》第8章

原著是大佬的自传《一跃而起》的第八章,题目是“70年代”,主要讲述了大佬运动生涯的高光时期以及这个时期他的生活。小标题上标明了每个小章节在原著里的页数,正文括号里的内容一般是我对地名和人名的解释(也有些括号是大佬自己的,能明确的砍出来),*标注是原著中就有的。感谢翻译软件和我懂俄语的小伙伴蚕蚕容忍我时不时的叨扰,其实我一点也不懂俄语。

*水平有限,如有错漏烦请指正


第8章 70年代

1 P127-P128 时代选择了我们 

每一代人都以某种方式与自己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的特殊记忆通常与他在工作中取得的最高成就、达到的最高水平和职业发展的时期有关,对他以后的生涯都影响深远。

对我来说,那就是70年代。这是苏联这个庞大的国家物质和精神都十分繁荣的时期,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石油和工业综合体,至今仍维持着半个世界的能源供给。这个时期贯彻着共产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明智的政治领导、执行着不朽的列宁原则。在这个“缓和政治紧张局势”和“两个制度与不同政治原则和平共处”的时代,苏联曲棍球运动员战胜加拿大职业球员取得了胜利。这是文化、艺术、体育的鼎盛时期,是人们真正的、而不是表面上的团结的时代。一个伟大国家75年历史的顶峰——在许多方面是真正成功的,在许多方面是明显无能和不人道的。

这一章是关于70年代篮球运动员谢尔盖·别洛夫的黄金时代的小片段,尽管有争议,不管你从苏联报纸上取下的那一章的副标题是什么。这十年开始于我们在卢布尔雅那(现斯洛文尼亚首都,原属南斯拉夫)世锦赛上的失利,这导致了亚历山大·戈麦尔斯基多年统治的结束;结束于我被公认为最杰出的运动员,点燃了莫斯科奥运会的圣火。我们——我和我的运动伙伴们——作为中央陆军和苏联国家队的球员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时代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因为这时期我和我的队友们为我的国家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

 

2 P128-P128 在苏联体育运动的顶峰 

新十年的开始给了我一个理由来总结我人生和体育道路的第一阶段的初步结果。当时我27岁,正处于运动的巅峰期。我结婚五年了,我女儿刚满一岁。我有稳定的收入,莫斯科的公寓,军官的头衔。我受到了体育界和党内领导的好评。以一般苏联人的标准来看,我的生活相当成功。

但最重要的是,我有我最喜欢的东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我加入了我的梦之队,中央陆军,和球队一起成为苏联联赛冠军。更重要的是,我是它的主要领导者、主要参与者之一。我进入了国家队,在那里获得了一次世界冠军和三次欧洲冠军。我们这台“红色机器”越来越强大,我们觉得有一天我们可以挑战唯一一个尚未被击败的美国篮球队。

 

3 P128-P129 党的计划是人民的计划 

当然,苏联的体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但奇怪的是,这与我们运动员无关。这些意识形态显然是由愚蠢的人提供的,他们知道运动员的心理状况取决于运动员的最终结果——世界和欧洲体育论坛奖章证明了社会主义发展体系的优越性——以及政策的适得其反。

政党机构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看不见的,虽然它们在最重要的方面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但它们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参与程度不应被夸大。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会议,各种各样的锻炼,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空泛的声音,因为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知道体育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幸运的是,在准备比赛和比赛过程中,专业人士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党领导人和委员会并没有直接参与体育运动,至少在严重问题上没有。

总的来说,球员们没有重大的意识形态压力。国家级联赛上,我在的球队在客观上是最好的,也没有必须赢得联赛冠军的硬性要求;国际大赛上,我们在前期被召集在一起,希望能取得比赛的胜利…

所有的压力都被加在主教练身上,他需要应付各种常规的和“突袭”的汇报。不能完成奖牌任务通常会对他们不利,当然,也有例外——在墨西哥奥运会仅获第三后,戈麦尔斯基表现出的惊人韧性,让他继续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直到1970年卢布尔雅那(现斯洛文尼亚首都,原属南斯拉夫)世锦赛失败后,他才被免职。

在很多方面,这种现象影响着教练们为教练职位、阴谋和挑衅而进行的幕后斗争。这种“平静水面下的暗潮涌动”(原文直译:地毯下的斗牛犬)有时会间接影响到运动员。

体育部门中“官员”的存在主要是记录经常出国的运动员,控制他们的商业活动和与外国人的接触,主要针对那些离真正违法活动太近的人,或者只是太过于夸夸其谈的人。有些人会被警告(原文直译:被打到鼻子上),有些人会被拘留很长时间。对于其他人来说,委员会总是有必要的证据,但我不记得有人被“诬告”过。

 

4 P129-P130 侦察员

在我们的生活中,委员会以“替代代表团成员”或“替补队员”的形式出现。他们的行为通常是谨慎的,但他们密切注视着每个人,在比赛结束时,他们就写好了详细的报告。

克格勃的人有时会诱导你讲一些事。这是我从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苏联赛艇队的一名运动员那里听到的。在奥林匹克村的一家餐馆里,他和他的搭档坐下后,“替补运动员”一边鼓励人们谈论资本主义制度比苏联好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做得很好,不像我们。”,一边给自己买了一份午餐。

赛艇运动员饥肠辘辘,他们只是默默地听着“队友”侃侃而谈,吃着盘子里的东西。吃完一盘,他们也只是默默地站起来,走到自助餐桌前,重复装盘,回到他们的桌子上,继续吃午饭。为了保持对话的连贯性,这位侦察员不得不紧绷着心弦,继续说他的想法。但是,当赛艇手吃完第二轮,仍然默默地去盛第三轮时,挑衅者意识到“没有人能打败这样的人”,悻悻的离开了

有时这些事件具有戏剧性的色彩。在墨西哥奥运会上,委员会抓住了跨栏运动员库丁斯基,领导层严厉而明确地阐明了他的观点:“如果你不进入前三名……”但这还不是结束。

就在比赛开始的前一天,住在我们附近的奥林匹克村街区的田径运动员开始了一场滑稽的比赛,互相开玩笑。一名运动员对库丁斯基过于咄咄逼人的嘲弄感到愤怒,跳了起来,用脚踢了他的腹股沟。基于这种情况,第二天,在最后一场比赛的起跑线上,这个可怜的家伙走了出来,但他没有坚持到底,退出了比赛。我不知道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实施了威胁,但我再也没有听到“库丁斯基”这个名字。

 

5 P130-P131 路易斯·科尔瓦兰*的自由

然而,有时政治更明显地干扰了我们的计划。例如,1973年之后,中央陆军开始参加欧洲冠军杯。好几次的抽签结果让我们就碰到了以色列的“麦卡比”队,但政治局的意志使我们的比赛过程变得很艰难。苏联领导人喜欢用拒绝球队去不同意苏联政治政权的国家参赛的方式进行政治宣传。这完全符合苏联媒体对任何事情都认为是政治迫害的大背景*。“路易斯·科瓦兰的自由”,“把手从越南拿开”,所有国内媒体都在关注。

大家都知道,中央陆军没能参加对智利的资格赛,这也让我们失去了世界杯的决赛资格。但很少有人知道球队在1959年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中的失利,导致了球队的停赛。

有关“犹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运动员去特拉维夫(以色列第二大城市)参加比赛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此,中央陆军队在客场就被算作失败。但这并不是全部。以色列人也同样被认为不配来我们的首都参加比赛,我们在比利时和麦卡比队进行了比赛,这意味着“自己的主场”几乎没有使用。

当时,特拉维夫(以色列第二大城市)有一些非常强大的美国归化球员为球队效力,以色列人的首发球员都是黑人队员。在一个没有主场氛围的地方和他们比赛并不容易,我们经常输掉这些主场比赛,让对方进入下一轮。

因此,苏联领导人对西方世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于自己:是我们积极发散政治野心侵扰体育比赛的做法的反制。

 

*注1:路易斯·科尔瓦兰(1916-2010),智利政治家,智利共产党秘书长。1973年军事政变后,他被监禁,引起了苏联媒体的强烈抗议。1976年,他被交换给苏联异见人士w·布可夫斯基。

*注2:上世纪70年代,反苏联宣传最受欢迎的主题是苏联当局限制犹太人离境。对这种情况最著名的反制是“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至今仍在正式生效。

 

6 P131-P133 人们之间牢不可破的爱 

当年的现实与那些意识形态的口号并不是截然不同。在这里,我们应该谈一谈苏联体育中不同加盟国之间的关系。尽管这听起来像是对共产主义的宣传,但苏联确实是一个各国人民亲如兄弟的聚集体。当然,在封闭的集体中,有一些不同国家之间相互摩擦的迹象,也有一个团体占了另一个团体的上风的时候,例如在军队中,但仅此而已。各国人民之间相互平等且友善是苏联意识形态的支柱之一,这个我们从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的观念,总体上是有效的。

在我加入国家队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摩擦现象。据我所知,国家队队内派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当时有很多立陶宛人加入了国家队。在我的时代,俄罗斯人并不反对其他加盟国的运动员,反之亦然。人们只通过他们的个性来评价他人。顺便说一下,在球队里俄语总是最差的,不是高加索人,而是爱沙尼亚人。

我们的慕尼黑奥运会团队就是种族间宽容的一个例子。命运如此,来自的立陶宛的保劳斯卡斯(5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哈萨克人扎穆哈梅多夫(7号),来自白俄罗斯的叶杰什科(9号),来自乌克兰的波利沃达(4号),来自格鲁吉亚的科尔基亚(11号)和萨坎杰利泽(6号),他们和来自第比利斯的科瓦连科(15号)和来自广阔的苏联不同地区的五名俄罗斯人聚集在一起。

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走到一起的,正是让这一切变得公平的篮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在操场上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从来没有根据国籍来评价过对方,仅仅是通过人性和职业水准——这就是它应该的样子。

不幸的是,现在许多体育运动逐渐低迷,失去往日的敏锐与荣耀。在我的时代,苏联时代的篮球运动有丰富的多样性。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科赫洛夫人、格鲁吉亚人、列宁格勒人、莫斯科人都在其中,可以通过他们的球风来区分。

每个波罗的海国家都有不同的地方。拉脱维亚在40-50年代是苏联篮球中最强大的国家。它是一所美丽的篮球学校,拥有开展篮球的文化,发现和培养了许多有能力的人才。爱沙尼亚是唯一没有顶级篮球明星的波罗的海国家,但他的球员有纪律、有秩序、有准确性。立陶宛球员的特点是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坚韧,并且在他们心中,爱国主义中高于一切。

格鲁吉亚球员具有高超的个人技术、球风和速度,类似于西班牙人在球场上的快速移动。这些特质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混合在一起,使得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的球队一直与莫斯科及乌克兰的球队平分秋色。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下半叶,格鲁吉亚的篮球水平才开始退步,那时高水平的篮球运动进入了劳动密集型领域,对创造性要求降低而对运动量的要求增高。

拥有优秀遗传基因的乌克兰球员获得了优秀的身体数据。除了具有学习性和纪律性外,乌克兰的球队有时也很狡猾,非常像南斯拉夫的球队。在苏联,没有哪支球队比基辅(乌克兰首都)的“建筑工人队”更令人讨厌:在观众和裁判眼皮底下使用各种小动作——所有这些来自南斯拉夫友谊赛的经验都被基辅人大量使用。有趣的是,在击败中央陆军的少数几支队伍中,有一支来自敖德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的队伍使用了苏联时期在宣传时通常被贴上反体育标签的比赛战术:强调防守、长球、拖延时间……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足球比赛中——强大的莫斯科和乌克兰球队、外高加索(格鲁吉亚位于此)联队、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首都)“果仁”队、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凯瑞特”队、务实的维尔纽斯(立陶宛首都)“贾格里斯”队——客观的说也都是欧洲强队。

 

7 P133-P134 苏联的艺术届与体育届 

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官方名片之一是体育和艺术精英的“联邦”。事实上,苏联艺术界的人,他们与运动员之前有着如此多的友谊,但他们与中央陆军篮球运动员和篮球国家队几乎没有接触。当然,著名艺术家尼古拉·里夫尼科夫、亚历山大·贝洛夫斯基访问过篮球国家队……在聚会上,我们还遇到了苏联银幕和苏联舞台上的明星。然而,他们并没有和球队队员真正建立亲密的关系,至少在我的生活中没有。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与伟大的艺术家交好的经历。

在这段时间里,唯一真正引起我兴趣的是与雅各布·科齐科夫斯基的接触,他是盖达伊所有电影的编剧。这确实是在和最聪明的人交流,他的幽默是如此的生动,以至于他的笔记本和日记都被淹没了。至于其他艺术家,他们的故事很快就归结为两个主题:喝得烂醉如泥和喝得烂醉如泥,我对此不感兴趣。

著名的艺术家倾向于曲棍球运动员,他们更受欢迎,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善于交际。就我而言,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参加一个晚宴,即使意识到我的粉丝们都很有名。我知道我是一个在宴会上容易被认出来的人,人们会通过评判我来评判整个国家队,整个苏联运动,我不想激怒人们。如果我真的需要的话,我可以在家里喝一杯,睡个好觉,而不是为了交际去酒店。

 

8 P134-P136 吸烟与体育不兼容 

当我们谈到这个话题时,把它再扩展一些,来持续不断地吸引体育书籍读者的兴趣。当时我们以一种相当传统和简单的方式来庆祝胜利。经济衰退,物资有限,即使是买一杯咖啡,我们也为钱发愁,因为这意味着家庭收入的损失。这实在是太荒谬了。我们真的很羡慕那些经常在酒店的吧台喝咖啡的时髦南斯拉夫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抽烟。

俄罗斯篮球运动员不习惯抽烟。显然,我们已经很好地理解了苏联流行的口号“吸烟和体育不兼容”。然而,我们并不反对传统的民间饮料。在国外用钱买酒通常是一种近乎疯狂的行为。所以,为了庆祝,你必须从国内拿些东西卖出去。幸运的是,伏特加一直是国际上最常见的“纪念品”,通常能物有所值。通常情况下,苏联队赢得世界杯或欧洲杯的庆功宴看起来都很简朴——一瓶伏特加酒,多喝几口,给运动员端来一顿像样的晚餐。

也许只有慕尼黑胜利后的庆祝才是最大的。比赛结束之后,当美国人还在持续抗议时,我们甚至不能喝很长时间的酒,因为我们不确定是否会重赛。24小时后,一切都解决了,当然,一切都结束了。颁奖后,我们请了一天假,我和莫德斯塔斯一起,和一些散居在外的立陶宛人彻夜狂欢。

我得说,我一直在努力避免聚众饮酒。根据我的经验,他们总是以一些女孩、争吵、发脾气结束……这整件事让我有点紧张。如果我要出去,但就是和小团体一起。

和教练一起喝酒则有点不习惯。戈麦尔斯基有时会组织,而康德拉辛则因为有溃疡而让自己的球队自己聚。

在比赛期间,没有人喝酒。每个人都知道你喝的每一杯酒都会让你心烦意乱,并会让自己在训练中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付之东流。只有在赢得比赛和获得奖牌后,这座城市才会被交给我们去体验。然而,与其他运动员不同,篮球运动员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丑陋的行为,也没有被警察、法庭或其他类似的事情困扰。从来没有人被教导过,更不用说去实践了。在培训期间,他们会在自助餐厅吃完晚饭后离开,既没有其他意图,也没有对训练过程造成损害。

曲棍球运动员和足球运动员喝得最多,篮球运动员喝得最少,显然是由于他们的狡猾。中央陆军的篮球运动员和曲棍球运动员是朋友和酒友。“从快乐中喝酒,而不是悲伤”是英联邦的座右铭。但这对体育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一个伟大的运动员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喝酒不是我们的目的。在篮球队中,喝酒成瘾的人很少。在我周围只有保劳斯卡斯喝得多一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领导层的强硬立场:酗酒就会被踢出国家队。酒在队里没有受到太大的欢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年轻人的,但在同样的情况下,老将会从教练那里听到很多令人不快的责骂,他应该准备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基本的自我控制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在缺乏正常的生活安排的球队中,酒精是减轻巨大压力的一种无药可救的方式,是唯一能让你在一天或一个小时内从可怕的心理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方法。我不排除我偶尔会用酒精来放松,不然我会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苦役犯,可能永远也不能让我的运动生涯持续到36岁。

有时我开玩笑地为自己偶尔的放纵找借口:我从不赌博,从不抽烟,所以我必须看起来像个正常人吗?说正经的,首先,我总是后悔多喝了几杯酒。其次,我明白,我们几乎无法避免地作为一个大国的命运共同体,绝望地喝酒,有时害怕清醒地看待周围的现实。

 

9 P136-P137 国家荣誉 

如果让我们继续庆祝,苏联的传统是授予取得重要胜利球员和教练国家奖项。我从不执着于获得党和国家的奖励。对我来说,最大的奖赏就是有机会向每个人证明我们是全欧洲、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1972年奥运会上获胜后,国防部长格雷奇科接见了球队,这是我们参加过的最隆重的会面。这是我作为一名中央陆军球员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军装。

有传言说,由于我为赢得奥运会而做出的贡献,我可能会被授予列宁勋章——仅次于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苏联和平时代奖章。但最终,我只获得了“荣誉勋章”,但我也深表谢意。在我运动生涯的16个顶级赛季中,我在每个赛季的每次大赛中都获得了奖牌,并且还获得了一枚“英勇劳动奖章”(为表彰我在1967年世锦赛上的表现)。另一枚荣誉勋章是在近期获得的,为纪念俄罗斯篮球运动开展100周年。

与足球和曲棍球相比,我们这类运动的“发展”可能更少,政治领导人对这项运动的兴趣也更少。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使这个国家习惯于我们的胜利,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的,只有曲棍球运动员也经常赢得比赛,但他们受到秘书长本人的低调赞助,每年都能获得高额的政府奖励。至于足球运动员,他们的胜利要么在遥远的过去,要么在遥远的未来。如果他们突然在欧洲锦标赛上获得铜牌(这在篮球比赛中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结果),他们肯定会成为英雄并且获得奖励。

一些运动员(例如弗拉迪克·特雷蒂亚克*)在共青团和党的队伍里居于高位。我对政治职务从来没有真正的兴趣,但作为一个团支书,我一直在努力工作。

 

*注:特雷蒂亚克·弗拉迪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1952年)是苏联的传奇人物。曲棍球运动员,守门员,三届奥运会冠军(1972年,1976年,1984年)。

 

10 P137-P139 在金钱的世界里 

对国家队的渴望主要建立在比其他球队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硬件条件上,当然,主要是能够出国比赛,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

事实上,在最大的国际比赛中获胜的回报是荒谬的。1967年,世锦赛冠军让我获得了1200卢布奖金,欧锦赛冠军500卢布。慕尼黑奥运会胜利后,我们当场得到了150美元奖金,回国后又得到了3000卢布奖金。

作为国家队的一员,每年都有更多的时间和更“有趣”的国家比赛,主要是去南美洲,这也带给了我们一些不同体验。这些旅行有时具有异国情调。有一次,在戈麦尔斯基的带领下,我们乘公共汽车穿越了墨西哥草原1200公里。沙子,仙人掌,在赤裸裸的沙漠中停止的路标,一个完美的司机,在斗牛场的比赛…

然而,最具异国情调的印象是,戈麦尔斯基在我们的旅途中向对方讨要费用,这需要坚定的性格。就在比赛开始前几分钟,他打断了球队的热身,忧郁地宣布:“我们走吧。”比赛是没有报酬的。过了一会儿,他又召集了那些没有意识到的球员:“我们去玩吧,我们去花钱吧。”

在讨论演讲的应付费用时,戈麦尔斯基慷慨激昂。那天晚上,莫迪和我听到亚历山大·雅科波列维奇(即戈麦尔斯基)和他的巴西对接人在楼下房间里狂吠了一个半小时。最引人注目的是戈麦尔斯基用俄语大喊大叫和咒骂,巴西人用葡萄牙语,但他们似乎都很了解对方的意思!

在这方面,康德拉辛远远落后于戈麦尔斯基。有一次,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进行了为期20天的美国之旅,进行了10场比赛,但每人只有40美元。戈麦尔斯基从未给过这样低的报酬,队员们委派我和莫迪——团支书和队长——去“争取权利”。康德拉辛没有和我们讨论,而是派了一个叫Шишигин的代表团团长。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当时经营着一家强大的出版社,叫做“年轻卫士”。这种级别的领导人有时被任命为体育代表团团长。

这位官员给我和莫迪做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一场关于苏联人民、尤其是苏联运动员应该是无私的演讲,他让我们认为我们先前的矛盾是可耻的,最终让我们无功而返。我现在仍不知道当时是美国人真的付的太少还是我们真的以比平时更低的报酬来无私指导了,这些可能都不能排除……这个官员为什么能被彼得罗维奇“推”出来解释如此棘手的报酬问题。我不相信队员们被康德拉辛骗了。

顺便说一下,Шишигин的代表团之旅以悲剧告终。在回来的路上,他在飞机上喝得酩酊大醉,和多布林大使*的妻子吵了一架,向她泼了苏打水。他在飞机着陆后就被解雇了。然而,对于那些被边缘化的球员来说,这种安慰聊胜于无。

1994年世界杯前夕,在我带队的俄罗斯南美商业之旅中,我不得不从亚历山大·雅科波列维奇(戈麦尔斯基教练)那里吸取教训。直到最后一刻,我才带着球队去参加比赛,并承诺在中场休息时支付他们的费用。然而,当中场休息时并没有领到钱的时候,我拒绝球队去参加下半场的比赛。当时比赛正在现场直播,但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发生了,但我像戈麦尔斯基一样强硬坚持。最终,组织者把钱带来了,比赛推迟了40分钟才继续开始。你能做的就是向伟人学习。

 

*注:多布林·阿纳托利·费多罗维奇(1919 - 2010),苏联著名人物。在1962年至1986年期间担任驻美大使。

 

11 P139-P141 胜者的奖励 

坦率地说,胜利带来的主要个人奖励是分配的公寓和买车的权利。当时,拥有通过官方渠道购买汽车的机会,而不是冒着刑事诉讼风险的进行投机,在苏联十分难得。为了买一辆国内生产的汽车,你必须排队好几年。购买汽车的权利成为了在国家面前取得特殊成就才能享有的——杰出的科学家、杰出的艺术家、冠军运动员或特权阶级。

以市场价格出售汽车,与出售汽车的官方价格有很大差别,在购买汽车后的2到3年里再次售卖,又有了一种潜在的增加收入的模式。无论如何,这种类型的投机,是违反《刑法》第154条——“为了利润而买卖”的,但管理层对此视而不见。因此这种现象非常泛滥。

我的第一辆车是1971年1月买的。1969年欧锦赛获胜后,我向管理层提出了这样一个奖励要求。然而,由于高尔科夫汽车厂的改组和更换,我不得不等待了一年多(在苏联大规模生产汽车之前——“日古莱”已经所剩无几了)。但我是第一个购买新型号伏尔加(汽车品牌)的篮球运动员。然而,直到1971年8月,我才能够开车,这是当时体育赛季十分密集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以16000卢布的价格转售了我的第一个伏尔加,利润为60%。1973年,在奥运会的胜利浪潮中,我又拥有我的第二辆车(它留给了我的第一任妻子),1975年,第三辆。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一直开的车留给了我的第二任妻子。

关于我如何销售汽车,主要是在南港一个著名的汽车市场,你甚至把这段故事拍成电影。这是我第一次与南方国家的兄弟们“合作”。起初,有两名亚美尼亚人在我家给了我一个“娃娃”,其中有9000卢布,但只有400卢布是真的。这是我妻子发现的,她反复检查了钱,告诉了我。我在电话里通知他们,并且去了汽车市场找这两个亚美尼亚人。因为我找了一个2米高的暴徒跟我一起去,所以我们把这两名顾客打了一顿,然后终止了交易,留下了那400卢布的作为惩罚。

第二次尝试时,我把车卖给了一个乌兹别克斯坦的老人——一个真正的乌兹别克斯坦人——一个穿着浴袍,胳膊下夹着瓜的人。我们本可以很容易地骗过他,但他却给了我们差额,让我和我的同伴安静地离开去某个地方休息一下。“你在干什么,老人家?”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问他:“你这样会被骗的。”

当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在解体前分配给我很多次住房。然而,在苏联出售公寓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到后来,一些非常规的买卖方式才开始出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名叶卡捷琳堡)住了两年之后,我有了一个房间,1967年有了一套公寓,有两个房间。事实上,其中一个房间太大了,当你打开门的时候,你会直接上床睡觉。当然,当我去莫斯科的时候,我把它租出去了。

1969年,我在中央陆军得到了第一套住房,是一间两居室。1975年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我把它留给了她。从那以后,我一直住在宿舍(原文直译是公寓)里,直到戈麦尔斯基在勒福托沃(莫斯科的一处地名)给了我一间一居室。1980年,我从州政府那里得到了一份很棒的离别礼物——在“猎鹰”公寓上有一间3居室,总面积有69平方米。至于礼物的意义,我并不介意第二次得到一套住房。我住的地方很有名。在离我两家远的地方,住着传奇的守门员利奥·伊万诺维奇·亚辛,也住在隔壁——同样是传奇的举重运动员尤里·弗拉索夫——这是我在第二次离婚时离开的公寓。当然,这是我从家乡得到的唯一东西。

 

12 P141-P141 普通的法西斯主义 

尽管我们总体上没有受到“西方崇拜者”的影响,但在铁幕背后的组织、生活和文化却令人震惊。我记得我们对欧佩尔工厂的生产模式感到震惊,71年在埃森举行的欧洲锦标赛上,他们带我们参观了欧佩尔工厂。无法想象,不同的汽车模型在装配线上来回移动,我们被告知它们都是按照客户的要求定制的。在苏联国内刚刚开展生产的“拉达(俄罗斯汽车品牌)”的背景下,这一切似乎都是陌生的。

已经出现在欧洲的METRO超市让我们感到十分惊讶。保劳斯卡斯和我轮流由一个立陶宛人带到那里面(这些商店的条件和现在一样——注册会员每次可携带一名陪伴人员),在这里可以为自己消费或小企业购买小量批发商品。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了苏联的生活水平,这件事是关于中央陆军篮球运动员维克多·佩特拉科夫的有趣回忆。有一次在马德里,他在一条贸易大道上走着,在一家肉店的橱窗前停了下来。在它的资本主义橱窗中,它展示了几十种香肠、火腿和其他肉类的样品。“怎么了,维克多?”当我走过来的时候,我叫了他一声,而我的同伴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窗户。他说的话值得载入史册。“普通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员缓慢而忧郁地说。

 

*注:出自关于纳粹德国的著名纪录片《罗马》(1965)

 

13 P142-P143 走向光明的未来 

为了结束这个自命不凡的话题,我再说一遍:我从来没有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在我的道路上,我遇到了许多我从未接触过的人,我从苏联体育官员的脸上看到了这个词的意思,我从我的人民脸上看到了困惑和沮丧。但我从来没有对当时的制度、权力或个人持过负面态度。她代表了整个国家——她的历史,她的伟大。我从来没有拍过高级官员马屁(原文直译:舔过高级官员的屁股),但我从来没有一有机会就诅咒他们。我把这个国家和代表它的人分得很开。

70年代的国家和世界政治局势我并没有关心。异见,犹太问题,索尔仁尼琴,我都没有注意到。然而,冷战氛围的相对缓和是显而易见的。总的来说,70年代是一个非常美好、平静的时代。吉他、歌曲、喜剧……甚至时尚和衣着什么的也都趋于平和。长发、小胡子、鬓角——嬉皮士文化,尽管有种种缺点,但对人们的世界观产生了许多善意。不幸的是,在那十年里,一些暴力事件发生了,比如慕尼黑的恐怖袭击、中东战争、“疯狂的红色旅”*。他们的领导人巴德和他的战友乌尔里卡·迈因霍夫说:“杀警察就像杀猪一样。”然而,这些都是引人注目的意外事件,直到后来这类事件成为日常之后才能去评价他们。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不同人们之间共同的文化是他们对彼此的尊重。人们更善良,更有尊严,尤其是与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疯子相比——一个丑陋的、不文明的国家。1992年我从意大利回来度假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防止在人行横道上被压死,违反交通规则成为家常便饭。时代变了……

尽管这个时代很复杂,但我还是觉得70年代很有趣。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最令人难忘的一段时光。我正处于名誉、认可和受欢迎程度的顶峰,我的生活非常充实和有趣。我看见了世界,世界了看见了我。我很幸运。职业运动员的辛苦并没有让我感到沮丧。当一些孩子开始抱怨他们的“沉重的负担”时,我就会说:“如果你不喜欢,就去工厂干活。”你马上就会知道区别。

与绝大多数苏联公民相比,我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不同的维度——旅行、财富、衣服、家居、认可和荣耀。我的同胞们生活在不同的两极,我很清楚这一点。我从国外带回来的安哥拉山羊毛线,他们以投机的价格把它瓜分了。我记得我妈妈绕着这些转了几个星期,才决定向我要一卷……

所有这些——我们的特权,我们的财富——对其他人们来说真的不公平吗?有两件事让我感到安慰。首先,我们的“收入”现在看起来很可笑,因为跟普通的乙级联赛球员都比不上;其次,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捍卫国家的荣誉,同时实现自己的抱负。其他的都是锦上添花,如果没有我也会继续从事我的体育事业。坦率地说,还有一些人认为那些“泡沫”是才最重要的……

 

*注:红色旅是指在西欧(主要是德国)使用假共产主义口号的恐怖组织。



翻后感

1、大佬朴素地热爱着苏联

2、大佬谈论每个国家篮球运动员的特点时说格鲁吉亚队员速度快,电影里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3、厌恶社交的大佬头上仿佛写着:宅男勿扰

4、赢得比赛后的庆功宴也很可怜兮兮的苏联。

5、讲喝酒这段,先说慕尼黑胜利后大佬跟莫迪出去参加立陶宛侨民聚会,后面有说自己不爱一大帮人一起喝酒,最多是小团体。【我的510雷达告诉我这个小团体肯定是大于等于大佬+莫迪,不要打醒我2333】

6、大佬穿过军装!虽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是那个时期的军装超好看!长这样:

7、队员们派莫迪和大佬去要钱哈哈哈哈,队长+团支书的好搭配。

8、大佬每次离婚都把房子和车子留给女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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